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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認清國家安全形勢 筑牢國家安全防線

2017-05-02 10:10:52   來源:宣講家網     作者:梅新育


  核心提示:2017年2月17日,在北京召開的國家安全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牢固樹立和認真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走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努力開創國家安全工作新局面,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堅實安全保障。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外貿研究所梅新育研究員圍繞國家安全工作座談會的主要內容,分析國際秩序大變局給國家安全挑戰帶來的新特征,關注當前我國傳統經濟安全、政治安全遇到的新挑戰,有助于我們準確理解和把握國家安全新形勢。

  2017年2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京主持召開國家安全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牢固樹立和認真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走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努力開創國家安全工作新局面,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堅實安全保障。

  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引維護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工作座談會的主要內容是:第一,國家安全涵蓋領域十分廣泛,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第二,國家安全工作歸根結底是保障人民利益,要堅持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為群眾安居樂業提供堅強保障。第三,認清國家安全形勢,維護國家安全,要立足國際秩序大變局來把握規律,立足防范風險的大前提來統籌,立足我國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大背景來謀劃。

  按照總體國家安全觀,國家安全包括政治安全、經濟安全、國土安全、社會安全、網絡安全等方面。

  關注國家安全,我們為何而戰?這一點我們是需要講清楚的。當初在中國革命的時候,為什么裝備和人數都遠遠處于劣勢的中國共產黨能夠擊敗國民黨?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非常根本的原因就是共產黨的戰士們知道自己為何而戰,并把這種信念、這種理解灌注到自己的行動當中,這種認識所帶來的勇氣和主動精神使得他們能夠創造條件去克服裝備和人數等各方面的劣勢,面對擁有優勢的敵人戰而勝之。現在,在國家安全工作當中,我想我們也要首先明白為何而戰。

  有些朋友好奇我這樣一個經濟學者怎么會關注國家安全的問題。其一,在經濟研究工作中,經濟安全也是一個研究領域。其二,在十年前,我有了一個判斷。那個時候,我認為中國經濟基本“上了路”,只要中國社會不發生大的震蕩,那么中國經濟要想“趕上去”只是個時間問題。我是研究經濟的,主要研究國際經濟與戰略問題。我研究了世界上后發國家、新興國家的發展道路。我注意到這樣一個現象,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之后,經歷了起飛,創造了中國經濟奇跡,但在歷史上經歷過經濟社會發展起飛的國家是非常多的,并不僅僅只有中國一個國家。可是,這上百個經歷過經濟社會發展起飛的國家,絕大多數在最后都沒能“修成正果”,暫時修成正果的只是一小撮,而且這一小撮里面有好幾個還被證明僅僅是曇花一現的。很多國家在經歷過一段時間的經濟社會發展之后,陷入長期的經濟社會發展停滯,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拉美化,更糟糕的是陷入大規模的社會動亂,甚至是內戰外戰,我稱它為“起飛夭折”。中國經歷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連續幾十年的經濟社會發展起飛,這個社會發展進程能不能持續、能不能修成正果,我們百年以來的趕超進程最后的結果是魚躍成龍,還是發展停滯,還是“起飛夭折”,這是擺在我們每個人面前有一個嚴峻挑戰。

  中國經濟社會這幾十年發展取得的成就是相當巨大的。這個成就巨大到什么地步呢?從經濟上面來講,新中國成立的時候可以說是一窮二白,那個時候我們主要工業品的產量不說和西方國家比,就和印度相比,印度的主要工業品產量是我們的五六倍甚至十倍以上。我寫了一本書《大象之殤——從印度低烈度內戰看新興市場發展道路之爭》,發現這樣一個情況。現在,人們都說中國高鐵比印度鐵路領先一個時代,說到中國的鐵路人們想到的是高鐵,說印度的鐵路人們想到的是火車上掛滿了人。但是大家可知道,印度開始修建鐵路的時候比我們要早幾十年,印度第一條鐵路投入運營的時候正是太平天國金田村起義爆發的那一年(1851年),過了幾十年中國才開始修建鐵路。印度的鐵路長期領先于我們到了什么程度呢?印度在英屬印度殖民地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期鐵路運營里程有5萬多公里,而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我國鐵路運營里程只有2.1萬多公里。上世紀70年代的時候,我國主要工業品產量全部超過了印度,一直到70年代末,我國鐵路運營里程雖然是翻了一番,達到4萬多公里,但還是沒有趕上英屬印度殖民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鐵路運營里程。到80年代的時候,我國鐵路運營里程才趕上印度在英屬印度殖民地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的水平,但那時我國鐵路客運的最高運營時速仍然沒有達到印度同期水平。一直到90年代后期,經過幾次大規模提速,我國鐵路才從運營里程和運營時速兩個方面全面超過了印度。現在,我們和印度的鐵路顯示的是兩個時代的情況。

  再從工業看,在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前夕,我國制造業已經超過了其他的國家,成了全世界第一制造大國,而且我們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在貿易方面,我們在2015年出口占全球總出口的比例是14%,這個比例與上世紀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這十幾年美國在和平年代的極盛時期占到的比重大體相當。

  如果從更長的歷史跨度上來看,我想把現在的中國比作從文景之治邁向昭宣之治(昭宣中興)。文景之治的成就是巨大的,也是注定不能可持續的。為什么?不說別的,只說兩點:第一,文景之治是在當時國土并沒有完全統一的情況下實現的經濟繁榮;第二,文景之治是在匈奴威脅的陰影下實現的經濟繁榮。這兩點就決定了文景之治雖燦爛輝煌,但不能持久。而昭宣之治雖說知名度沒有文景之治那么高,但昭宣之治的成就卻高于文景之治。為什么?因為昭宣之治是大漢秩序下的國際和平與繁榮,僅憑這一條,昭宣之治就遠遠高于文景之治。那么,我想把現在的中國比作當初正在從文景之治邁向昭宣之治的漢朝,希望中國可以更上一層樓,實現更可持續的發展。

  之所以要講這么多,是因為維護國家安全也要打人民戰爭,就像習近平總書記在國家安全工作座談會上講的那樣,國家安全工作歸根結底是保障人民利益,要堅持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為群眾安居樂業提供堅強保障。所以,我這個經濟學者也投入部分精力來關注國家安全問題,希望對這方面工作感興趣的同志們也關注這方面內容,共同為維護國家安全做出自己的貢獻。

  在國家安全工作座談會上,習總書記提出,認清國家安全形勢,維護國家安全,要立足國際秩序大變局來把握規律。現在我們面臨的就是國際秩序大變局,這個國際秩序大變局有多方面的特征,其中有一個非常突出特征是:西方實力相對衰敗,新興市場經濟體崛起。

  新興市場在全球經濟和產出當中所占份額日益提升。2000年,按市場匯率計算,發達經濟體占全球GDP的79.9%,如果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實際GDP占全球54.5%。那么,到了2010年,在全球實際GDP中,發達經濟體占比從2000年的54.5%降到了52.3%,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占的比例提升到了47.7%。到了2015年,在全球實際GDP中,發達經濟體占比已經降到了42.4%,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占比提升到了57.6%。(以上數據由報告人提供。)新興市場經濟體所占比重正處于日益提升的態勢。

  通過這樣一系列的數字我們可以看出,在全球經濟的版圖上面,新興市場經濟體所占的份額面積越來越大,而傳統發達經濟體所占的份額相對日益縮小。我們看到這個局面的感受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什么呢?喜的是在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經濟增長、經濟產出所占份額擴大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于中國的貢獻。但是我們憂的是什么呢?因為任何一種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這種新興市場經濟體在世界經濟版圖當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也意味著來自于一些新興市場國家的對于中國國家安全的挑戰將會日益凸顯。

  傳統經濟安全、政治安全新特征

  傳統經濟安全領域包括金融市場穩定、重要糧食原料和人員供應的保障、外部銷售市場確保這三個方面。

  一是金融市場穩定。金融市場的穩定總結起來主要是兩個方面:第一,表現在金融市場對外的一面,也就是貨幣匯率的穩定;第二,表現在對內的一面,也就是國內資產市場能夠大致穩定,國內資產市場包括股市、樓市等。

  以前我們的金融市場面臨的挑戰是什么樣的?現在我們面臨的挑戰又是什么樣的?如果放到前幾十年來談論這個問題,我國金融市場的穩定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兩個方面的挑戰都相當突出,而且可以說在改革開放之后的大概20年左右時間里,我們在貨幣匯率的穩定方面的壓力比國內資產市場的壓力可能還要稍微大一些。

  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面臨著的嚴重制約之一是什么呢?在經濟學上叫做外匯缺口,在我們一般人的理解來說就是外匯不足。外匯不足的后發國家的貨幣匯率時時刻刻都面臨著大幅度貶值的壓力。如果一個國家特別是一個后發國家的貨幣遭到投機性貨幣攻擊,那么它的貨幣匯率有可能在短時間內會發生非常大的貶值。這樣的例子不少。

  這幾年特別是最近一兩年,人民幣貶值成了一個熱門話題,企業家、投資者在做決策的時候把人民幣貶值壓力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考慮因素。當然,在投資當中需要考慮人民幣可能面臨的貶值壓力,但任何事情有比較才有鑒別。這兩年人民幣雖然面臨貶值壓力,但它僅僅是兌美元時才面臨貶值壓力,兌其他貨幣時反而呈現升值的走勢。其他的貨幣兌美元的貶值幅度比人民幣貶值的幅度大好幾倍。人民幣兌美元一年貶值在3%左右,但是別的發展中國家、別的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貨幣兌美元貶值的幅度是多少?一般發展中國家我們也不說了,就說“金磚國家”,它們是新興市場經濟體里比較優秀的代表性國家。從2011年以來,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這四個金磚國家的貨幣兌美元都經過大幅度貶值,一年之內貶值10%以上,多的時候一年貶值達到30%多,而且都經過貶值-反彈-貶值的過程。正是因為他們的貨幣跟人民幣相比貶值的幅度波動性那么大,所以在“金磚五國”中,另外四個國家的GDP總和相對于中國的GDP來說占比例越來越小,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了。2013年的時候,另外四個國家GDP的總和相當于中國的60%,但2016年的時候,另外四個金磚國家的GDP總和只相當于中國的40%多。然而,這四個金磚國家在新興市場經濟體里面還算是比較優秀的,有的發展中國家表現比他們差得多。

  貨幣匯率的穩定性對于整個國民經濟、人民生活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我們不說委內瑞拉,就說說哈薩克斯坦。哈薩克斯坦也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國家,正是憑著豐富的資源,在本世紀初前10年中,它的經濟表現還不錯,新首都阿斯塔納的建筑非常新潮、前衛。但是,這個國家是建立在原料生產的基礎上,這也決定了國家的宏觀經濟穩定性非常差,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貨幣匯率問題。原來,哈薩克斯坦的中央銀行一直通過干預外匯市場維護該國貨幣堅戈兌美元的匯率穩定性,為此也一直在消耗該國所持有的美元外匯。2015年8月,哈薩克斯坦中央銀行撐不住了,宣布放棄對哈薩克斯坦堅戈匯率干預,實行浮動匯率。這條聲明產生的效果是,哈薩克斯坦堅戈兌美元匯率一夜之間貶值30%。從8月份宣布這個決定到年底,四個月時間,哈薩克斯坦堅戈兌美元貶值超過50%。

  貨幣匯率不穩定是所有發展中國家、后發經濟體面臨的共同挑戰,它帶來的不僅僅是經濟增長的減速,不僅僅對人民生活產生影響,還帶來的一個非常突出表現是一大批國內企業的倒閉垮臺,而且越是好企業、越是優秀的企業、越是國際化大企業,在遭遇投機性貨幣攻擊的時候,越可能發生危機而垮臺。這好像跟一般人想象得不太一樣,但是仔細想想也是不難理解的。

  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個后發的新興市場經濟體來說,不是所有企業都能夠很便利地到國際市場借入外匯貸款。只有好的企業、國際化的企業、知名度高影響力大的企業才有能力進入國際金融市場取得外匯貸款。而且這些好企業、骨干企業在經濟繁榮的時候會有很強的動機去多借外匯貸款,特別是多借美元貸款。為什么呢?因為本國經濟特別繁榮的時候,借入本國貨幣的貸款有這樣的問題:本國貨幣兌美元處于升值通道之中,假設現在借一億本國貨幣本金折合1000萬美元,兩年之后還款時一億本金可能要折1200萬美元。也就是,借入本國貨幣債務貸款,折合成美元債務就放大不少。而且在繁榮時期,本國貨幣利率通常是高于國際金融市場的美元貸款利率。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后發的新興市場經濟體中的好企業就會這么想:本幣兌美元不是一直在升值嗎,美元的貸款利率不是比國內利率低嗎,現在我就不在國內借貸款了,而到國際金融市場上去借美元貸款。假設借1億美元,馬上把它兌成5億本幣來使用,而且兩三年后還款的時,這1億美元可能只需要4億本幣就能還了,那不是賺了一把嗎?企業都在打這樣的算盤。

  這個算盤在繁榮時期是能夠應驗的,于是乎好企業就從國際金融市場上借入不斷貶值且利率低的美元貸款。但是,這個好像很合算的做法,一旦發生經濟危機,一旦遭到投機性貨幣攻擊,那么這場游戲就要全部反轉過來了。首先,本幣對美元大幅度貶值。原來,美元利率相對于本幣利率是很低,但這個時候美元利率扶搖直上。此前借入大量外匯特別是借入大量美元貸款的好企業面臨的情況是這樣的:第一,在資產方面,國內資產是用本幣計價的,那么在遭遇投機性貨幣攻擊的時候,資產相對于美元是不斷貶值、不斷縮水的。第二,負債是用美元計價的,負債相對于資產是在不斷膨脹的。這樣,借入大量美元或其他外匯貸款的好企業就會陷入資產相對負債不斷縮水甚至是還不起貸款的情況。1997、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的時候,韓國的財閥一個一個倒下來,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匯率影響了一個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和資產負債體系的穩定機制。所以,投機性貨幣攻擊對于一個國家經濟安全的影響是非常深入而又系統的。由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等方面是不足的,所以對于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后發的新興市場經濟體來說,投機性貨幣攻擊的壓力始終是非常巨大的,是經濟安全方面面臨的非常嚴峻、非常沉重的挑戰。這一點也是中國經濟安全長期面臨的挑戰。

  但是,現在的情況發生了一定變化。倒不是說人民幣不再面臨投機性貨幣攻擊的壓力,而是說現在人民幣匯率面臨壓力考驗的程度和1997、1998年不可同日而語,和上世紀80年代更是不可同日而語。為什么?因為從那時候到現在,中國的國際收支和外匯儲備規模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一是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進入了長期國際收支順差階段;二是在本世紀初,我國成為了第一外匯儲備大國,儲備規模遙遙領先其他國家,我國外匯儲備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一個國家所能積累的最大一筆外匯儲備資產。這就意味著,投機者要對人民幣匯率發動投機性貨幣攻擊的難度要大多了。

  為什么遭受投機性貨幣攻擊一直是我國非常嚴峻的環境呢?從鴉片戰爭之前20年左右,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中國國際收支特別是經常項目收支,逆差是常態,平衡和順差的情況是少見的。那么,人民幣匯率面臨貶值壓力,也是一種常態。但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到現在將近30年的時間里,中國的經常項目收支、資本項目收支出現雙順差狀態,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國國際收支的雙順差基本格局還將維持。投機者要攻擊一個國際收支持續逆差的國家容易得手,要攻擊一個國際收支持續順差且積累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大一筆外匯儲備的國家的貨幣匯率,難度很大。所以,別看這兩年媒體炒得兇,但相對而言,在金融市場穩定方面,投機性貨幣攻擊的威脅性、嚴重性處于下降狀態。這是我們此前幾十年努力奮斗的成果。

  但是,一個方面,來自外部的投機性貨幣攻擊的壓力相對下降;另一方面,國內資產振蕩的經濟安全挑戰壓力在相對上升。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隨著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所占份額不斷提升,中國金融市場在全球金融市場中的分量、地位不斷擴大、不斷上升,中國國內資產市場波動帶來的影響和振蕩也日益凸顯,從這兩年國內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變動的壓力,我們可以就看出來。這是金融市場穩定方面挑戰的一個新特征,即:投機性貨幣攻擊分量相對下降,國內市場振蕩挑戰分量相對上升。

  二是糧食、重要原料、能源供應的保障。其一是糧食的供應保障。傳統上是要保障糧食基本自給,但這些年我們的主糧作物產量一直在增長,進口肉類也都在增長,在可預見的未來中,我相信我們的糧食和肉類的進口數量還會持續增長,且增長幅度較大。那么,這帶來的一個情況是,從總體上看,我國糧食自給率可能會有所下降。如何保障我國國內糧食供給,這是經濟安全的一個重要的內容。其二是重要原料的供應保障。這個問題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凸顯的。在90年代之前,中國在國際原料貿易方面一直是原料凈出口國,也就是說我們的原材料、能源等初級產品的出口多于進口,那個時候我們是初級產品的凈出口國,但是從90年代開始,我們的初級產品貿易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從初級產品的凈出口國變成了初級產品的凈進口國,而且差額越來越大。到90年代后期,我們在很多初級產品上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進口國,進口數量越來越多,占全世界進口的份額越來越大。這種進口的增長表現突出到了什么地步呢?以煤炭為例。煤炭是我國資源豐富的能源初級產品。第一,我國是全世界煤炭儲量最豐富的國家。第二,我國是全世界煤炭產量最大的國家,每年煤炭的產量占全世界將近一半。然而,我國每年煤炭消費量占全世界的一半還多。本世紀初以來,在煤炭產量持續高速增長的同時,我國煤炭進口量也在持續高速增長。前幾年,我國一年進口的煤炭總量達到三億噸。三億噸是個什么概念呢?相當于全世界每年煤炭國際貿易總量的三分之一。至于其他的重要原料,像鐵礦石、石油、天然氣、銅礦等,我們早就是全世界最大的進口國,而且進口數量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保障糧食、重要原料和能源的供應這方面在經濟安全中所占的分量正日益突出。

  有些人可能不太理解,我們干嘛要進口這么多糧食、這么多原料、這么多能源。我們不是可以產這么多煤,也可以產這么多糧食嗎?問題是這樣的。我國國民經濟的基礎市場不是上游的初級產品產業,上游的初級產品產業在我國經濟中所占份額是非常小的。中國是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中國國民經濟的基礎在初級產品的下游制造業,現代服務業也只能建立在現代制造業的基礎之上。但是,我們國內原料以及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的供應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一是供應數量有欠缺,品質方面的欠缺更大。比如鐵礦石,我們的鋼鐵產量占全世界鋼鐵產量的一半還多,但我國國內鐵礦石儲量不是特別多,且品位很低。我們進口的三大礦——巴西的淡水河谷以及澳洲的力拓、必和必拓的鐵礦石含鐵量都是60%多的,印度鐵礦石含鐵量也有55%到60%。但我國國內的鐵礦石一般含鐵量有20%多,含鐵量達到30%的只有海南一個鐵礦,而且這個鐵礦的儲量不是很大。我們的所有產業都在一個開放的國際市場上進行開放的競爭,如果我們的原料一味強求用國內的原料來供應,考慮到國內原料成本高、品質差,就會影響下游制造業的競爭力,長時間下來,我們的下游制造業怎么活呢?中國制造業還能持續發展嗎?所以,在和平時代,為了保障國民經濟競爭力,我們必須充分地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來提升、鍛造整個國民經濟的競爭力;而在發生不可預測的大的變化的時候,我們又需要有能力保證我們的糧食、主要原料和能源供應。這就是對我們的經濟安全重要的挑戰。

  三是外部銷售市場的確保。中國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大國,出口部門創造了上億人的就業崗位。如果我們不能確保外部銷售市場,那么會對我們的經濟安全、國內就業產生非常大的影響,對其他產業部門也會產生一連串的連鎖反應。這是我們傳統經濟安全挑戰的三個方面新特征。

  我們在保障經濟安全方面,要注意避免陷阱誤區。保障經濟安全不是安全系數越高越好。第一,不追求不合理的目標;第二,不為解決較小的問題而去制造更大的問題。比如,強求戰時也能保障現在糧食和食品的消費目標,我認為這個就是不合理的。因為怎么能夠要求戰爭時候的食品消費和歌舞升平、經濟繁榮時候的食品消費是一樣多、有一樣的結構呢?那是不合理的。同樣,現在我們是石油、天然氣第一大進口大國。我們進口的石油、天然氣等能源好多是用于制造出口產品,還有其他原料的進口也是這樣的。那么,我們在戰時是不是要保障這么多的原料和能源呢?我認為那也是不合理的。因為真正到了戰爭的時候,我們肯定不會有這么多的出口。這就是我們不追求不合理的目標。

  不追求不合理的目標,我們不能指望中歐鐵路替代海運,我們要適度推進中國鐵路的發展,但不能夠指望替代海運,因為從運量和運輸成本來說,二者是不能比的。中歐鐵路現在一年的運輸量是四萬多個集裝箱,按照外貿主力船型計算,也就是六船的量;如果按照外貿大船運載量計算,也就是兩船多的量。我們現在外貿的50%是走海運,因為海運的運量和運輸成本競爭力無可比擬。中歐鐵路只能作為外貿海運的一個輔助手段,是不可能替代海運的。

  應對政治安全工作新挑戰,首先要明確中國核心利益是如何界定的。只有界定好中國核心利益,我們才能知道政治安全追求的目標。在2011年國務院發布的《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里,我國第一次明確提出中國核心利益有以下六項: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而且對于中國這種獨立自主的大國而言,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在這六項核心利益中占據提綱挈領的地位,因為只有做到自身內部不亂,才有能力保證另外五項核心利益。在中國歷史上,即使外敵入侵得手,關鍵原因也是中國內部出了大問題。因此,我們引申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保障國家政治安全,重心在于國內。堡壘常常從內部攻破。單純外部軍事侵略對于今日的中國來說已經很難得手,但侵蝕、分化中國內部更有可能使中國不戰自亂,進而使中國的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經濟社會發展等核心利益化為泡影。我們看看前蘇聯下場,就不難理解了。

  想要講的還很多,時間關系,今天的這堂課到此為止。謝謝大家,也歡迎各位觀眾各位朋友在課后與我進行交流,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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