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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繼承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傳統

2017-02-28 16:20:29   來源: 宣講家網     作者:侯且岸
  核心提示: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同其自身的思想傳統緊緊地聯系在一起,須臾不可分離。它不僅代表的是理性的追求,也為我們指明了深入思考的方向。本報告以歷史為基點,從“初心”切入,理在史中、原始察終、實事求是,通過實證的個案,深刻而具體地認知理想信念,從而真正憑借理性來堅定崇高的理想信念,還原中國馬克思主義具體的、可感知的思想傳統
  今天,我與大家分享我近來關于中國共產黨理論史的研究成果。在前兩次講座中,我主要從認識論角度出發,結合具體的歷史過程和思想范例,著重分析了理論與實際、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以及理論的價值和理論的創新。今天,我轉換一個角度,以歷史為基點,從“初心”切入,理在史中、原始察終、實事求是,還原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傳統。通過實證的個案,深刻而具體地認知理想信念,從而真正憑借理性來堅定崇高的理想信念。
  一、  問題的提出與認知方法論
  通常,我們對理想和思想傳統的理解是抽象的、原則性的,因此具有濃厚的主觀臆斷色彩,表述的方法往往是概括和提取出若干論斷、結論,然后據此來填充所需要的事實。顯然,這樣的分析、理解方式偏離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人為地造成了邏輯和歷史的割裂,致使豐富的思想傳統失去了具體的、歷史的內涵,流于空泛。同時,也使理想失去了必要的理性支撐,被束之高閣。
  有鑒于此,從方法論著手,我考慮只從時間上追溯其原點,以“初心”(我將“初心”定義為本真之心、純潔之心、理性之心)為基,發掘真實的“思想存在”,動態還原歷史過程、邏輯推理過程,從中展現思想的矛盾與沖突,梳理思想傳統,生成對傳統的理性認知。其中具體的分析,就要涉及歷史人物、著述,以及思想形成的背景。
  二、  關于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傳統的研究個案
  如上所述,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傳統的研究,自然不能離開早期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下面,我將圍繞著先知的著述展開分析。這些著述包括以下名篇: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再論問題與主義》《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陳獨秀的《社會主義批評》《資本主義在中國》《我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
  (一)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理性追求和堅定信仰
  1919年9月、11月,李大釗在《新青年》“馬克思研究號”上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需要特別加以說明:“馬克思研究號”的出版時間刊面標明的是1919年5月,實際出版拖期,當為是年9月。該文分兩次刊登,第1-7節刊于《新青年》第6卷第5號,第8-11節刊于第6卷第6號,該號的出版時間為1919年11月1日)。這篇文章是中國人比較系統地介紹和分析馬克思學說的開山之作。然而,由于歷史的原因和認識上的局限性,人們對這篇文章至今并沒有給予理性的解讀,留下了諸多遺憾。應當指出,對《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國內學術界一直缺乏深入的研究,權威史籍對該文內容的介紹不僅過于簡略,而且在文章發表的時間上有誤,且缺乏必要的考證。
  當下,人們對《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的內容本身,也存在著爭議。尤其是時人難以接受李大釗對馬克思學說作出的善意批評,有意將這方面的內容看作李的思想尚不成熟的標志。爭議之處實際上反映的是李大釗對馬克思學說體系的基本認知。通常,我們會按照馬克思主義的來源和組成部分,根據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標準來評判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但是這樣一來,卻往往忽略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的關系、唯物史觀與社會主義的關系、階級斗爭與互助的關系、無產階級革命與民主政治的關系、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等等。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李大釗恰恰對上述關系都作出了自己的論證,正好反映的是其思想的敏銳閃光之處,顯示其特有的理性。這種理性是其黨性(信仰)和科學性相統一的有力佐證。今天,實有必要還原歷史,原始察終,作出符合歷史存在的分析,重新評價李大釗對馬克思學說的理性精神。
  李大釗對馬克思學說的認知首先是建立在經濟學基礎上的。他以《資本論》為本,闡釋唯物史觀、階級競爭理論和社會主義學說。他批評了當時的傳統知識分子完全忽視經濟學的短視。告誡后人,“從前的歷史學家,完全把經濟的意味蔑視了,也實未當。我們批評或采用一個人的學說,不要忘了他的時代環境和我們的時代環境就是了”。
  為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在《新青年》刊出前的最后定稿(如前提示,本期《新青年》,即6卷5號,拖期出版,至1919年9月方才出版),李大釗在組織了“少年中國學會”的成立大會后,利用暑期,到昌黎五峰山小住。在此期間,他也同時為《每周評論》撰稿,涉及與胡適關于“問題與主義”的討論;為他所主持的《少年中國》撰稿,即《“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發表于1919年9月15日,第1卷第3期)。在五峰山上,他還撰寫了游記和詩文,與自然的接觸,五峰勝境為他營造了良好的心境,他以灤河為喻,自詡為“新生活的創造者”。以往我們在研究中,忽略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的寫作背景和創作環境。今天看來,確是一大缺失。
  李大釗當時在五峰山上所寫的正是《再論問題與主義》。因此,我們必須把《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和《再論問題與主義》兩篇文章聯系起來考察,而使兩文所相通的關節點正在于理論與實際的結合。在與胡適的討論中,胡適所責難的主要是“主義與實際”的脫節。他在文章中首先指明了當時思想輿論界的主要“危險”。在他眼中,當時“輿論界的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么東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那些迷信軍國民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嗎?要知道輿論家的第一天職就是要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只是這種考察的工具。有了學理做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種情形有什么意義,應該用什么救濟的方法”。(《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從與胡適的討論中,李大釗特別意識到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特殊重要性。他鮮明地提出:“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面。例如民主主義的理想,不論在那一國,大致都很相同。把這個理想適用到實際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有些不同。社會主義,亦復如是。他那互助友誼的精神,不論是科學派、空想派,都拿他來做基礎。把這個精神適用到實際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們只要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樣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繞著他的實境”。
  我們注意到,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李大釗也明確談到理論與現實(實在環境)的關系,甚至對馬克思有所批評。“一個學說的成立,與其時代環境,有莫大的關系。”要知道,正是有了特定的環境,“才造成了馬氏的唯物史觀。有了這種經濟現象,才反映以成馬氏的學說主義。而馬氏自己卻忘了此點。平心而論馬氏的學說主義,實在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在馬氏時代,實在是一個最大的發見。我們現在固然不可拿這一個時代一種環境造成的學說,去解釋一切歷史,或者就那樣整個拿來,應用于我們生存的社會,也卻不可抹煞他那時代的價值,和那特別的發見”。
  在我看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有其獨特的內在邏輯,它以“唯物史觀”為基點,著力論證這一史觀在整個馬克思學說中的重要價值,并圍繞它來展開對其他學說的分析,認定它“在人類思想有效果的概念中,占優尚的位置”。所以我們看到,李大釗用了一半的篇幅來解析“唯物史觀”便不足為怪了。
  李大釗認為,要使人們真正認識“唯物史觀”的價值絕非易事。因為馬克思并沒有專門闡述“唯物史觀”的著作,有關論述都是散見于他的不同著述當中,這就給一般讀者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難和障礙。有鑒于此,李大釗一方面提醒人們要多加留意馬氏所持的“獨特的唯物史觀”;另一方面,他著手以日本的河上肇博士的翻譯為藍本(明確標明“譯語從河上肇博士”),專門歸納出馬克思之“歷史觀綱要”。這個綱要的元素來自《資本論》《哲學的貧困》《共產黨宣言》《經濟學批評》(序文)等。
  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李大釗回顧了西方文明史上歷史的唯物論者的主要論旨,還原了其發生、演變的基本歷史過程,證明馬克思并不是首創者,卻“持有獨特的史觀”。李大釗認為,這種“獨特”主要表現在三個問題上。其一,與社會主義的內在聯系。“離了他特有的史觀,去考他的社會主義,簡直的是不可能。”其二,“階級競爭說”也是“與他的唯物史觀很有密切關系的”。其三,就理論要點而言,這一史觀所揭示的“是關于人類文化的經驗的說明”,是“社會組織進化論”。
  應該指出,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李大釗沒有把“階級競爭說”看成是“唯物史觀”的基本要素之一,而是作為一個特定的歷史概念,限定于“過去歷史的一個應用”。為什么會如此呢?因為他確實感到有些問題尚待深入探討,一方面,兩者“很有密切關系”;而另一方面,“馬氏實把階級的活動歸在經濟行程自然的變化以內。但雖是如此說法,終覺有些牽強矛盾的地方”。
  李大釗還敢于獨立思考,率直指出馬克思學說中存在的“偏蔽”。他說:“近來哲學上有一種新理想主義出現,可以修正馬氏的唯物論,而救其偏蔽。各國社會主義者,也都有注重于倫理的運動、人道的運動的傾向,這也未必不是社會改造的曙光,人類真正歷史的前兆。我們于此可以斷定,在這經濟構造建立于階級對立的時期,這互助的理想、倫理的觀念,也未曾有過一日消滅,不過因他常為經濟構造所毀滅,始至不能實現。”他還引用英國社會主義思想家約翰·羅斯金的名言做《階級競爭與互助》一文的立論。該文的開篇語即是羅氏的話:“競爭的法則,常是死亡的法則。協合的法則,常是生存法則。”李大釗認為,“這是互助的思想”,“是社會主義者共同一致認定的基礎”。由此可以看出,李大釗的思想深受羅斯金學說的影響。他的“物心兩面改造論”實際上源于羅斯金;他強調“以人道主義為中心的精神改造”、宣傳“互助”思想,也是依據了羅斯金的學說。
  (二)陳獨秀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本質的探究
  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傳統,不能忽視對陳獨秀的思想研究,這一方面是因為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早期連續五任的總書記,另一方面亦是因為他的思想特色,尤其是他對資本主義的理性認知。
  與李大釗不同,陳獨秀的關注點、著力點不同,他發表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講演都要晚于前者。他的思想更多地受到共產國際的影響,反對以德國社會民主黨為代表的第二國際的思想主張,倡導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他直接參與了當時關于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論爭,且相當活躍。
  陳獨秀最有代表性的演講是1921年1月在廣州公立法政學校的《社會主義批評》。他將社會主義分成五派,即“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工團主義”“行會社會主義”。他說,“我們最要注意的是前三派”,認定“只有俄國底共產黨在名義上,在實際上,都真是馬格斯主義”。而“德國底社會民主黨不但忘記了馬格斯底學說,并且明明白白反對馬格斯,表面上卻掛著馬格斯派的招牌”。我們在李大釗的社會主義思想中并沒有看到這樣偏激的表述。
  對于馬克思主義,陳獨秀的認知涉及認識論和方法論,凸顯其學科性。他認為,“馬克思的學說和行為有兩大精神,剛好這兩大精神都是中國人所最缺乏的”。“第一,實際研究的精神。”“第二,馬克思實際活動的精神。”要知道,“馬克思所說的經濟學或社會學,都是以這種科學的歸納法作根據,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據的”。因此,他“很希望青年諸君能以馬克思實際研究的精神研究社會上各種情形,最重要的是現社會的政治及經濟狀況,不要單單研究馬克思的學理”。很明顯,陳獨秀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避免導致庸俗的“經院哲學”。這是理論聯系實際的過程中必然遇到的問題,但困難在于:如何既講求“形而上”,又不過度地抽象、繁瑣,與實際的問題緊密聯系?這是留給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認真思考的理論焦點問題。
  歷史地看,陳獨秀對馬克思主義的理性認知發生在大革命失敗的十年之后。此時,他已離開中國共產黨,并且在國民黨政府的監獄中遭受了長達五年的牢獄之災。在雙重打擊之下,他對自己的理想和信仰進行了反省,對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特別是深刻影響中國革命的斯大林主義作了痛苦的反思。同時,他也對階級斗爭和革命的對象——萬惡的資本主義的本質有了理性的思考。與十年前相比,他已完全判若兩人。
  長期以來,在方法論上,我一直有一個想法。要深入探究中共領導人的理想主義——馬克思主義觀,與其說要從他們的社會主義觀入手,還不如認真地考察他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軌跡。
  陳獨秀的資本主義觀并不是抽象的,而是歷史的,聯系中國社會實際的。它也不是感情的(如早期的激進主義),而是理性的,著實難能可貴。
  1938年7月,他在重慶民生公司發表演講《資本主義在中國》。他說,“說到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問題,又會引起過去許多不必要的爭論”。但現實中,我們又必須承認,“中國此時還是一個‘初期資本主義的國家’,這就是說資本主義在中國,還有大有發展之余地”。盡管“由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的缺點,其發展也,可怕的罪惡,亦隨之而來;然而它畢竟是一種進步的制度,能夠增加社會的生產力,帶來它所需要的民主政制,以清除舊的封建制的缺點與罪惡;在目前過渡時期,我們寧可忍受資本主義的罪惡,來代替封建軍閥的罪惡”。
  既然如此,中國是否存在超越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性呢?陳獨秀并未簡單地否認這種“可能性”,但他針對中國的問題,作出了自己的判斷。他將國人的社會主義觀區別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他明確指出,前者的“特質是廢除私有及生產集中,和固執私有及均產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大不相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若走循序進化的路,則必須以外部的影響(刺激與援助)及內部政治的成熟為條件,不象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在政治上是革命的而卻是幻想的,在經濟上則是反動的;資產階級比起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還是革命的,因為前者使生產力增高,后者使生產力停滯甚至萎縮”。
  不久,陳獨秀又在另一篇文章《我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中通過批判俄國小資產階級民粹派,闡釋了自己的“科學社會主義”思想。針對現實中“青年人模模糊糊的反對資本主義,愛好社會主義”的態度,以及特別有迷惑力的“小資產階級空想社會主義”思潮,陳獨秀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認為,“在科學的社會主義看來,資本主義無論為功為罪,而畢竟是人類社會進化所必經的過程。沒有它,小有產者的社會便沒有發展生產力和生產集中之可能。因此只有無產者,而不會有工業無產階級,資本主義決不能因為人們厭惡它而不來,社會主義也不能因為人們愛好它而來。這是由社會經濟發展的條件而決定的,人們的努力,只能使可來者快點來而已”。據此,他將思路引向俄國,揭示俄國的特殊問題——超越資本主義。他說,“在十九世紀末期,俄國小資產階級的民粹派,根據俄國的特殊國情,來否認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認為俄國可以由農村公社制,直接走到社會主義,跳過資本主義階段免得受它的毒害。其時俄國科學的社會主義者,認為這是一種反動思想,加以嚴厲地抨擊,因為這種思想沒有一點現實性,只有阻礙俄國社會跳遠的進化”。
  陳獨秀專門談到列寧的態度,期待“俄國民粹派學習中國的孫中山”,因為“孫中山先生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的工業計劃是革命的”。他表示:“我希望歷史不至重演,希望中山先生的信徒,不至于倒過來學習俄國的民粹派”。
  以前,我們一直認為,有關俄國民粹派的問題是毛澤東在20世紀40年代所提出的。現在看來,應該是陳獨秀開其端倪。其中之緣由,必定與陳獨秀對斯大林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主張的深入反思有著必然聯系,它確實是實踐的產物。
  三、結語
  從上述內容中不難發現,與一般的研究不同,我們在動態分析中直接觸及到思想和理論中存在的矛盾,每一位歷史人物都有其質疑的基本對象。李大釗有對馬克思學說的批評和疑問,陳獨秀則主要是集中于對斯大林主義的反思。他們具有共同的思想特征,這就是獨立思考、直面問題、探求真理。我想,這才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傳統的題中之義。同時也告訴大家,思想傳統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不是空洞的,而是可以感知的。但必須要通過歷史去認知。
  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同其自身的思想傳統緊緊地聯系在一起,須臾不可分離。它不僅代表的是理性的追求,也為我們指明了深入思考的方向。
    (作者為 北京行政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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